夏鼐先生是“我国杰出考古学家……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关于夏鼐先生（以下省略“先生”的敬称，其他先生亦然）的学术人生、学术成就和为我国现古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等，1985年6月夏鼐逝世以来，学界曾以多种形式、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回顾和总结[2]，展现了这位考古学巨匠的辉煌成就和学术人生。

  在夏鼐的学术人生和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巨大贡献中，主持编辑学术刊物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创办《考古》杂志并担任主编长达二十年之久[3]，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此，以往学界也有所关注，但尚不够充分[4]。在考古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就《考古》的创刊和夏鼐的办刊理念和办刊实践进行系统地梳理，无论对于全面认识夏鼐的学术功绩，还是在新时代办好《考古》以及其他考古文博类学术刊物，都应该是有益的。

  《考古》杂志创刊于1955年1月，创刊时名为《考古通讯》，为双月刊。1958年改为月刊，1959年更名为《考古》（本文除特殊语境下之外，概以《考古》称之）至今，并且开本由32开改为16开。1966年5月起被迫停刊，直至1971年。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积极努力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1972年正式复刊，时为双月刊，1983年恢复为月刊至今[5]。

  《考古》杂志是为了适应当时全国考古事业迅猛发展、提高考古人员业务能力和考古发掘研究水平、及时发表考古成果、搭建考古界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平台等需要，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振铎所长的领导和直接推动下，由时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一手负责创办的。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的田野考古迅速展开，并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收获[6]。择要说明如下。

  1950年4月，郭宝钧率中国科学院发掘团前往河南，重启中断13年之久的安阳殷墟发掘，主要收获是发掘武官村大墓和祭祀坑。同年7～8月，裴文中率雁北文物考察团前往山西北部，进行古遗址、古墓地、石窟寺和古建筑的考察。同年9月，裴文中率东北考古发掘团再次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地，并调查其他古遗址和石窟寺等。同年10月，以夏鼐为团长、郭宝钧为副团长、苏秉琦为秘书的由12人组成的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田野考古，至1952年，在琉璃阁和固围村等遗址先后进行6次大规模发掘，共发掘清理商周至汉代墓葬100余座，以及灰坑、车马坑等数十个。同年10月，南京博物院曾昭燏主持发掘江苏江宁牛首山南麓的南唐先主李昪及其夫人宋氏钦陵、中主李璟及其夫人钟氏顺陵。

  1951年4月，夏鼐率队前往河南西部地区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古调查，苏秉琦率队前往陕西长安沣河沿岸进行为期2个多月的考古调查。同年5月，贾兰坡主持周口店遗址的再次发掘，又发现2颗北京人牙齿化石；李文信等在辽宁辽阳发掘3座汉魏时期的壁画墓。同年10月，夏鼐率队在长沙市郊做出详细的调查发掘，至1952年2月共发掘古墓162座，其中战国两汉墓145座。同年秋季，为配合淮河治理工程，多支考古队在白沙水库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至翌年6月，共发掘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遗址数十处、战国至明代墓葬300余座，这中间还包括在白沙镇发掘的北宋赵大翁及其家属的3座墓（即“白沙宋墓”）。同年，还有四川资阳黄鳝溪遗址的发掘、“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山东东阿鱼山镇三国魏陈思王曹植墓和北京西郊青龙桥2座明代嫔妃墓的发掘等。

  1952年5月，安志敏等发掘河北唐山贾各庄战国两汉墓葬。同年10月，安志敏带领第一届考古训练班部分学员发掘郑州二里冈遗址，从地层学上解决了二里冈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同年11月至翌年春，为配合基本建设，多个单位联合组成的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在洛阳烧沟发掘汉墓225座（即“烧沟汉墓”）。同年的重要田野考古工作还有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河北望都东关东汉壁画墓的发掘，以及江苏徐州市郊茅村东汉画像石墓的清理等。

  1953年春，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发掘一批殷代小型墓和一座车马坑，洛阳北郊发掘一批西晋墓（包括元康九年入葬的徐美人墓），江苏宜兴清理西晋平西将军周处家族墓。同年5～12月，发掘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和战国墓。同年7月，为配合宝成铁路建设，四川昭化宝轮院发掘巴人船棺墓20余座。本年度的重要田野考古工作还先后有杭州老和山遗址、长沙仰天湖战国晚期木椁墓、吉林汪清百草沟遗址、江苏新沂花厅新石器时代遗址、成都羊子山遗址、陕西绥德东汉画像石墓、陕西咸阳底张湾隋墓等的发掘，以及河北兴隆战国铁铸范的发现，陕西关中唐十八陵的调查等。

  1954年上半年，先后有山东梁山后银山东汉壁画墓、山东沂南北寨村东汉大型画像石墓（即“沂南画像石墓”）、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早期墓的发掘；郭宝钧主持在洛阳有计划地勘察东周王城、汉魏故城和隋唐洛阳城，并发掘汉河南县城遗址。1954年下半年，有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石兴邦等辅导“第三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在西安半坡遗址进行的田野考古实习、苏秉琦主持的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东周墓地发掘（至1955年春，共发掘东周墓葬260座）；除此以外还有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西汉墓、西安东郊郭家滩隋大业六年姬威墓、内蒙古赤峰红山区大营子辽应历九年辽驸马赠卫国王夫妇合葬墓的发掘，河北望都东汉壁画墓的再次发掘，以及江苏徐州利国驿铁矿和冶铁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等。

  正是基于上述各地的考古发现，1954年5月21日，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开幕，展示了几年间的田野考古成就。由上述可见，1949年后的头五年间，田野考古在各地陆续展开，考古遗址类型多样，不少都是开创性的，年代从旧石器时代到明代，其中不少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并且规模庞大、收获巨大。

  就当时的考古机构和考古队伍的状况来说，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接收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原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图书史料整理处，酝酿成立考古研究所。1950年3月，南京博物院正式建立。1950年8月1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郑振铎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任副所长。此后，各大行政区以及有关省市陆续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或文物工作队、文物调查组，或在博物馆内设文物工作队或考古部。当时真正经过系统训练的考古专业技术人员屈指可数，根本不适应考古工作大规模开展的需要。鉴于当时考古文物业务人员严重缺乏的局面，1952年8月，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每期3个月，包括课堂授课和田野发掘实习，至1955年先后共举办4期（即我国考古界习称的“黄埔四期”），共计培养学员341人，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一大批田野考古的骨干力量，将基本的田野考古方法迅速普及全国。但毋庸讳言，这些培训班学员的考古知识亟待充实，考古专业水平亟待提高。与此同时，1952年10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招生，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考古专业，开始了考古专业技术人员的正规化、系统化培养。

  就当时的考古文物专业期刊来说，只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学报》，原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于1936年8月，刊名为《田野考古报告》，至1949年12月共出版4册（自第3册起更名为《中国考古学报》）。1950年8月改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并于1951年12月出版第5册；自第6册（1953年12月出版）起更名为《考古学报》，为半年刊，后于1956年改为季刊。该刊“主要刊登中型考古发掘报告、考古研究专题论文、考古学与古代史论文、科技考古报告和论文以及与考古学关系紧密的其他重要论著”[7]。另一种是1950年文化部文物局创办的《文物参考资料》月刊，最初作为文物局资料室编辑的内部通讯性刊物；1951年改为文物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并公开发行。其主要内容有：关于各地图书馆工作情况的报道和调查统计；关于博物馆工作和各种展览会活动情况，及其内容、经验教训和对群众所起作用的报道；关于历史文物古迹、古建筑等和革命文物史迹的调查、保护、发掘、破坏、捐献等经过情况；关于各地文化馆的图书阅览和举办陈列室或展览会情况的报道；对图博文物理论和技术方面的研究；对各地图博文物工作经验的介绍或批评、建议；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图博文物工作情况的介绍等[8]。

  在上述背景之下，新创办一个考古专业性刊物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然。正如《考古通讯》的《发刊词》所言：“我国的考古事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因为政府和党的重视，以及全国各地基本建设工程的纷纷开建，显得空前的活跃。这五年来，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收获是十分巨大的，同时在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考古人员非常不够，新的力量正在不断的培育中，但远远的不足担负急不可待的当前任务。而我们这些有限的工作人员，又散在各地，各地方的收获和问题，都很难及时的加以沟通和讨论。这就需要有一个定期的刊物，可以互通声气、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以便取得问题的解决。有了这样一个刊物，还可以多多地介绍一般的考古学的知识，介绍苏联先进经验，来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提高我们的工作效力，并培养更多的考古工作者出来”[9]。

  关于《考古》的创刊经过，在《夏鼐日记》中始见于1954年4月20日（当时夏鼐正因病在家修养，2月12～4月17日曾住院治疗）：“傍晚金学山君来说郑所长要他草拟《考古通讯》事”[10]。由此可知，创办《考古》是郑振铎所长提出并直接推动的。此后又多有记录。4月23日，“下午金学山君来，谓晨间所中研究组开会，讨论洛阳工作问题及刊行《考古通讯》问题”。4月27日，“金学山君来谈《考古通讯》事”。5月3日，“下午安志敏君来，谈及……《考古通讯》事”。5月9日，“晚间陈梦家君来谈《考古通讯》及《考古学报》事”。5月17日夏鼐返所，开始半日工作后，5月19日，“郑所长来，商谈《考古通讯》及《报告集》问题”。

  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1954年5月31日在考古研究所会议室召开了“文化部社管局、北大考古专业、考古研究所筹备‘考古通讯’工作座谈会”。据当时的会议记录[11]（图一），参加会议的有夏鼐、向达、苏秉琦、高履芳、谢元璐、金学山，主席为夏鼐，金学山记录。会上，首先由夏鼐报告考古所对创办“考古通讯”的意见，其中讲到：“‘考古通讯’的目的是联系全国各地从事文物工作的考古工作者，刊载新的发现和交流工作经验。它的对象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干部、中小学历史教员和对考古工作有兴趣的业余工作者。它的内容是刊载田野发掘的简报、简讯，考古学的短篇论文和一些问题的解答，国外考古的简报、简讯和一些短篇文章”。然后，又就《考古通讯》的刊期、与《文物参考资料》的分工、编委会和编辑部的设立、稿件来源、筹备人员的配备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夏鼐讲完后，向达（字觉明）、翦伯赞（苏秉琦代）、高履芳、谢元璐、苏秉琦等先后发言，就夏鼐报告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考古通讯》创办的必要性、刊物的定位和任务以及内容构成、与《文物参考资料》的分工及两者在内容上是否重复、是否有必要在各地聘请通讯员或特约编辑、办刊方式（即编辑出版的运营、刊期及发行数量）、编委会的人员构成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编委会的建议人选。与会者对于创办《考古通讯》大多数是赞成的，发表的意见也主要是建设性的，但也有反对意见。对此，夏鼐在1954年5月31日的日记中有如下简要记述。

  上午在所中开会，为筹备《考古通讯》事也。北大向觉明君，社管局谢元璐、高履芳二君，我所苏秉琦、金学山二君，大家对创办这刊物都是同意的。但社管局方面颇想把持发表新材料的权利，向觉明君主张采取“公私合营”的方法，最后决定拟一个编辑委员会的名单，再召集一次编委会来决定一切。

  这次会议之后，夏鼐又同各方面沟通协调，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夏鼐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上午赴文化部，与郑所长谈西安队问题……我们去找王冶秋副局长，谈这问题与《考古通讯》问题（1954年6月7日）。

  王局长来谈工作委员会章程问题、《考古通讯》编委会问题、考古所与社管局分工问题（6月19日）。

  下午赴历史所晤及尹达君……又偕往向达君处，适高履芳君亦在座，谈创办《考古通讯》事（6月28日）。

  上午将《考古通讯》创刊号二校样全部阅读一遍，改了几个字，今日将二校样送印刷厂（12月3日）。

  1955年1月10日，由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通讯》正式创刊，创刊号为32开本80页，刊载12篇文章。我国考古界的一个“新生儿”呱呱落地，开始了她的成长之路，我国考古文物界学术刊物《考古学报》、《文物》和《考古》——国内外学界所熟知的“三大杂志”并驾齐驱的局面由此形成[12]，“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我国这三大杂志是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学者们的书架上所必不可少的”[13]。《考古通讯》是在郑振铎所长亲自领导和推动下，由夏鼐一手负责创办的[14]。夏鼐是首任主编，创刊号从稿件组织、审定、编辑，直至校阅清样、送印刷厂付印等，都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心血。

  夏鼐的办刊理念，集中体现在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尽管是时任副主编陈梦家执笔撰写——和夏鼐为《考古》创刊二百期所写的纪念文章《回顾和展望》中。概括地说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真正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考古学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15]；服务于全国考古事业发展的需要，服务于全国考古专业队伍建设的需要；顺应考古学的发展潮流，引导考古学的前进方向，推动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从考古学的学科实际出发，坚持田野考古报告与研究论文并重、基础研究与阐释研究并重——此乃考古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及时介绍国外的先进经验，适当刊登书刊评介和读者意见；坚持以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的高低为取舍的标准，即“以文取文”而不是“以人取文”；既要坚持“百家争鸣”方针，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编辑工作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下手”，做到“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保证质量”。夏鼐的这些办刊理念，在其办刊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夏鼐办刊实践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他那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敬业精神。夏鼐当主编从来都不是“挂名”主编，更不当“甩手掌柜”，而是作为一项日常的重要的学术工作对待——即使1962～1982年担任考古所所长，学术活动和行政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同样如是，尤其是创刊初期和1972年复刊前后，更是事必躬亲，倾注了大量心血。这里仅以创刊的第一年为例，1955年1月17日至12月17日，《夏鼐日记》中涉及处理《考古通讯》工作的就有28天，从审稿、编稿、选定图版、处理读者意见，到看校样，直至下厂付印，几乎是“全流程”作业。兹从《夏鼐日记》中摘录数日的记述以为证。

  上午……审阅傅振伦寄来燕下都发掘稿子，拟交《考古通讯》（1955年1月17日）。

  上午将徐智铭稿细校一番，决定退回……不便在《考古通讯》发表也（2月27日）。

  昨日睡眠不足，今日身体不适。上午至历史一所找尹达，商量《考古通讯》稿子事（8月22日）。

  即使在出差期间，甚至是因病治疗和休养期间，夏鼐也坚持审阅稿件、校阅刊物清样。如1955年11月，他在洛阳主持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11月5日，“校阅《考古通讯》第6期稿”。11月10日致信安志敏[16]：“尹达的《关于硬陶文化的问题》[17]，已经阅过。可以在下期《考古通讯》上发表”，同时，就文中的名辞问题、时代问题以及图版中2件器物的文化属性问题等提出了长达千余字的详细审稿意见。又如，1958年10月28日，因胃溃疡病在小汤山疗养院期间，在给王世民的回信中写道：“因为上星期又发作一次，呕吐后，遵医嘱卧床静养几天，不准活动，昨日才起床，所以今日才作复。《考古通讯》的最后校对已过，恐已来不及了”[18]。可见即使在病中，他也惦记着《考古通讯》的最后校阅。我们必须得说，《考古》不仅是夏鼐一手负责创办的，更是在夏鼐的亲自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夏鼐治学严谨，办刊物同样是要求严谨，又注重奖掖后学，通过刊物提高基层文物考古人员的水平。对此，在考古研究所曾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杨泓在回忆文章中有如下记述。

  夏先生对与他平辈的学者在治学中出现的问题，是不太客气的……但是对我们这些后学之辈，则是极为和蔼的……审阅稿件更是极为认真，经他看过的稿子的天头或稿边，必然留有他那独特的小字仔细批写的意见，而且很少积压，上万字的文稿常是三四天就阅毕退回……对做编辑的工作人员，夏先生一再叮嘱对作者要一视同仁，绝不要有亲疏远近；对来稿的作者，对所内的人一定要严格，对所外的作者特别是地方县区的基层工作者，则应适当照顾，必要时要帮他们根据审稿意见提高、改写，以鼓励帮助基层的考古工作者[19]。

  对于上述记述，笔者感同身受[20]。据笔者的亲身经历[21]，1983～1985年，夏鼐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兼任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各种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之多令人很难来想象，这在《夏鼐日记》中有详细记载。但即使如此，况且当时《考古》已由安志敏任主编，考古编辑室主任卢兆荫协助[22]，但他对《考古》的编辑依然记挂在心，重要的、有争议的，或具有敏感性的稿件还是送请他审定，每遇重要问题还是请他定夺。据《夏鼐日记》载：1984年8月15日，“上午赴所，审阅安志敏整理的梁思永遗稿《殷代陶器提纲》，与王仲殊、张长寿商量，决定不刊登，以其为半成品也”[23]。又据笔者所知，1984年，考古研究所的一位知名专家给编辑部投了一篇稿子，审稿过程中发现存在一些问题，难以刊用也难以稍作修改加工后刊用，但编辑部又不便于直接跟作者谈或直接退稿。夏鼐得知此事后，让编辑部把稿子送给他，由他亲自跟作者面谈，让作者撤回稿子认真修改，并对其把不成熟的稿子拿出来投稿提出批评。《考古》杂志学术水平高、编校质量高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前二十多年与夏鼐严格要求和亲自把关直接相关，后四十多年也得益于对此前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做法的坚守和传承。

  至于编辑人员帮助基层作者改写稿子的做法，即使在夏鼐逝世之后，《考古学报》和《考古》也一直是按照夏鼐的上述要求在做。同样是笔者的亲身经历，《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刊发的《淮阴高庄战国墓》、1991年第4期刊发的《薛国故城勘察和墓葬发掘报告》和1993年第1期刊发的《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葬》，都是一些重要的考古发掘资料，但作者投稿给编辑部的发掘报告无论文字叙述还是插图等都存在诸多问题，难以直接刊用，也难以进行编辑加工。为此，笔者受编辑部指派，先后到江苏淮阴、山东济宁和烟台当地各住10天左右，跟作者一起对照原始记录和实物，对发掘报告进行改写，直至达到能够发表的水平。既发表了重要考古资料，又保证了发掘报告和刊物的学术质量。这个好的传统和做法，“两刊”从始至终坚持了下来。

  在学术刊物办刊过程中，如何既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尊重作者意见，又能够尊重科学、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既是一种基本的办刊理念问题，也是保证其学术水平和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夏鼐主持《考古》期间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成功的实践，“在政治和业务上严格把关的同时，从始至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绝无帮派之见，也从不强加于人”[24]。这里试举两例。

  1953年春，华东文物工作队的罗宗真等在江苏宜兴县城东南隅的周墓墩清理2座晋墓。其中1号墓系东吴名将周鲂之子、晋平西将军周处（公元242～297年）之墓。该墓出土遗物中有一组金属带饰。“金属带饰，共17件，发现于1号墓后室人骨架的中部”。发掘者依据南京大学化学系的分析结果，认为金属带饰里层含铝85%，“像这样含有大量铝的合金，在我们工作中还是初次发现，为我们研究晋代冶金术提出了新的资料”[25]。对于这一发现及其结论，夏鼐表示怀疑，又选取一片样品请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的陆学善进行光谱分析，“结果这标本的主要成分确为铝”。尽管如此，夏鼐仍然怀疑但并没有直接否定，而是写了《跋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一文与发掘报告同期刊出，并基于“炼铝法是19世纪才发明”的科技史学界共识提出疑问：“当时是用什么方法提炼出这不易冶炼的金属达到85%的纯度”[26]？后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杨根[27]、东北工学院轻金属冶炼教研室沈时英[28]等对金属带饰残片进行仔细的检测，其结果，有的是铝，有的是银，说法不一，但还是出现了“远在1000多年前的晋代，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块成分大部分是铝的合金”之说[29]，并引起了国内外科技史研究者的关注[30]。对此，夏鼐尽管依然持怀疑态度，但还是在《考古》上安排刊发了上述各种观点的文章，以及发掘者罗宗真回应学术界质疑晋代有铝的文章[31]。直到1972年，夏鼐在《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一文中，详细回顾和介绍了带饰残片的发现、鉴定，以及讨论、争论的来龙去脉。根据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64年对全部16件标本的检测结果——“这批金属带饰较完整的十六件都是银的，另有少数小块金属片，有银的也有铝的”，并结合我国和日本考古发现的古代金属带饰，他认为周处墓中“发现的小块铝片，它是有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绝不能作为晋代已有金属铝的物证”[32]。由此，最终为晋代是否有铝的争论画上了句号，避免了“晋代有铝”的进一步误传。

  另一个实例是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墓葬出土的铁刃铜钺之铁刃是否人工冶铁制品的问题。1972年10月，河北藁城台西村村民在“西台”南侧挖出一组文物，经河北省博物馆等单位的考古工作人员调查确认，出土文物“包括铜器、玉石器等26件，系出自同一地点，均为商代遗物，估计应是一座墓内出土的随葬器物。其中一件铁刃铜钺断失，但从断面观察，原刃部应系铁质”，其年代为商代晚期的殷墟时期。“经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通过化学分析和金相学考察，确认铜钺的刃部系古代冶炼的熟铁”[33]。对于这一发现及其结果，夏鼐颇为重视，在刊发调查简报和实验报告的同时，写了一篇《读后记》。《读后记》中说：“藁城商代遗址的铁刃铜利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但是，根据已做过的化学分析和金相学考察，似乎并不排斥这铁是陨铁的可能，还不能确定其‘系古代冶炼的熟铁’……这次所发现的青铜利器的铁刃是否系冶炼的熟铁，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研究”[34]。后来，夏鼐请当时的北京钢铁学院对铁刃做多元化的分析，确认了台西村铁刃铜钺的铁刃系陨铁制品[35]。

  夏鼐在办刊实践中，还特别注重学风问题，严把学风关。长期从事夏鼐研究的王世民在《夏鼐传稿》中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夏鼐的社会活动较多，刊物发稿前或无暇终审，但出刊前总要检视清样，外文目录和外文提要也从不放过，察觉缺陷立即处理。对待政治上和学术上存在严重问题的稿件，绝不客气。例如1972年《考古》复刊后不久，刊发某知名专家关于契丹文释读的文章，看清样时发现其基本内容抄袭自日本学者，作者虽系夏鼐的老朋友，他也坚决撤掉[36]。

  夏鼐办刊认真、严谨、求实，为国内外学人所尽知。实际上，夏鼐办刊还有很强的国家意识、大局意识和政治敏感性。举例来说，夏鼐跟美籍华裔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1973年开始以书信方式建立联系之后，两位交往日渐增多，最后建立起介乎师友之间的关系。1973～1985年，张光直致夏鼐信函即有33通，而仅1974年1月至1985年6月间，夏鼐至张光直信函多达46通[37]，可见二人交往之密切。1976年3月11日，张光直给夏鼐来信并附寄《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一文。鉴于当时国家的对台政策，1976年4月12日夏鼐复信张光直：“大作《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一文已经拜读了。但是，我依旧是觉得您的文章不便在《考古》杂志上发表，请谅解”。1979年初，当国家的对台政策发生调整之后，夏鼐随即将该文安排在《考古》刊出，并于1979年7月5日致函张光直：“大作《台湾考古》[38]已在《考古》三期上刊出……这稿从前考虑暂不刊登。但自今年初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人民书》以后，我们对台湾的政策有所改变，大家都关心台湾各方面的情况，所以将大作及时刊出。据我所知，最近两三年台湾似乎没有很重要的考古新发现”[39]。仅此一例，可以窥见夏鼐办刊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的政治意识之一斑。

  此外，夏鼐在办刊实践中还格外的注意从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与兄弟刊物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之前，考古界的“三大杂志”中，《考古学报》和《考古》均为考古所主办，同为考古编辑室编辑，“两刊”易于协调，而怎么样处理好与《文物》的关系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文物》系国家文物局主管、文物出版社主办，1959年更名为《文物》，尤其是1972年复刊之后，也大量刊登考古简报和考古研究论文。对此，杨泓在纪念夏鼐的文章中，以河北定县北庄汉墓考古报告和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夏侯氏家族墓地发掘简报本来投稿给《考古学报》和《考古》，但同时夏鼐又考虑有关方面意见同意在《文物》发表北庄汉墓发掘简报，并将阜阳双古堆西汉夏侯氏家族墓地发掘简报转《文物》发表为例，记述了夏鼐是如何来处理与兄弟刊物关系的，并写了下面一段话。

  夏先生还教会我在工作中要注意编辑的道德，要协调好与兄弟刊物的关系，要无私地去帮助别人，要胸怀宽广。他总说一个学术刊物的成功是刊物的质量，是刊物的学术水平，不在于去抢什么新发现的资料。

  上述两个事例充分显示了夏先生的学者胸怀和气度，也充分表现出他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是值得从事考古刊物编辑工作的人认线]。

  以上就《考古》创刊、夏鼐办刊理念和办刊实践的简要梳理和总结，充分体现了夏鼐在《考古》创刊和早期发展，以及优良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巨大贡献，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了夏鼐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41]。至于夏鼐通过《考古》这样的平台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如1959年第4期的《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1960年第2期的《长江流域考古问题》、1962年第9期的《新中国的考古学》、1977年第4期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1979年第5期的《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1984年第5期的《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1984年第10期的《什么是考古学》以及1985年第6期的《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等名篇——为新中国的考古学的发展引航掌舵，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等，学界已多有总结，本文不再赘述。

  时代在变，我国的考古事业正以前所未有之势在迅猛发展——当今我国考古工作的规模和水平、考古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和素养、考古文博类学术刊物的种类等，都已经与七十年前乃至四十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作为我国考古事业窗口、考古成果发表和交流平台的考古学术刊物也应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应势而变——实际上，刊名从《考古通讯》改为《考古》、开本从32开改为16开、刊期从双月刊改为月刊、从创刊初期的强调介绍苏联经验到后来介绍各国考古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以科技考古为主的多学科融合研究文章日渐增多、英文提要的从无到有、设计编排上从图版集中编排到插入正文之中……《考古》一直在不断调整、不断应时而变。但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服务学术、繁荣学术、引导学术”[42]的基本方针不能变；胸怀“国之大者”，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发展大局的意识不能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认真的办刊传统不能丢。早在1984年，夏鼐在为纪念《考古》二百期所写的《回顾和展望》中曾有殷切期望。

  今后我们要继承《考古》创刊以来的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保证质量的编辑方针，但是在各方面都要加以改进。关于组稿方面，要对研究论文和田野考古报告二者并重。这二者仍将是《考古》的主要内容。在创刊后三十年的今天，考古资料大量积累使我们有条件多做和做好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工作……要真正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考古学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不是一时便能办到的，但是一定要不断努力。我们要实事求是，要慎重，不要把太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东西拿出来充数。研究论文一般都要能实事求是、条理清楚、逻辑性强，有说服力。田野考古简报也要提高写作水平，文字部分要写得有条理，明白扼要，还要能说明问题。我们大家都希望通过这两类文章，提高我国考古学的水平。作为编辑工作者，我们的做法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下手……[43]

  附记：值此《考古》杂志创刊（1955年）70周年、敬爱的夏鼐先生诞辰（1910年2月）115周年和逝世（1985年6月）40周年之际，特撰写此文，以表达对《考古》创刊70周年的祝贺和对夏鼐先生的深切怀念。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刘瑞、赵海涛等的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沉痛悼念夏鼐》，《考古》1985年第8期。

  [2]关于回顾和总结夏鼐先生学术成就和学术人生的文章甚多，其中代表性的论著可举如下诸项。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纪念夏鼐先生诞生90周年》，《考古》200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科学出版社，2009年；王世民：《夏鼐传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王兴：《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科建设》，见《考古学集刊》第3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3]《考古》杂志1972年复刊后，“由夏鼐、王仲殊和安志敏三人组成小组具体负责”（参见夏鼐：《回顾与展望——〈考古〉二百期纪念》，《考古》1984年第5期），其实就是夏鼐主持；1978年正式任主编，直到1982年改由安志敏任主编（白云翔、施劲松：《考古杂志社（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大事记》，见《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4]王兴：《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科建设》，见《考古学集刊》第3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该文第二部分“创办考古专门刊物”曾简要论及夏鼐的办刊经历和《考古》的创刊等。《夏鼐传稿》未设专门的章节，但在有关章节曾有所论及。不过《夏鼐日记·考古编》第3、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没有摘录有关夏鼐办刊的日记。

  [5]白云翔、施劲松：《考古杂志社（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大事记》，见《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6]王世民：《中国考古学编年史》第121~150页，中华书局，2024年。

  [7]考古杂志社：《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书刊目录索引及概要》第233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9]《发刊词》，《考古通讯》创刊号，1955年。据夏鼐称，这个《发刊词》系副主编陈梦家执笔撰写。

  [10]夏鼐：《夏鼐日记》卷五（1953～1958）第85、8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本文所引《夏鼐日记》均据此版本，不再一一注出。又，金学山时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秘书室工作人员。

  [12]这“三大杂志”在内容上各有侧重。《考古学报》和《文物参考资料》的办刊宗旨和内容构成已在文中详述，而《考古通讯》自创刊之时起就突出自身特点，与其他两刊“错位发展”，形成互补之势，即主要刊登田野考古简报、简讯，中短篇考古学论文，考古学书刊评介，以及介绍考古学知识和国外考古动态的文章等。1959年《文物参考资料》更名为《文物》尤其是1972年复刊之后也刊登一些考古简报和考古论文（参见文物编辑部编：《文物五〇〇期总目索引（1950.1～1998.1）》，文物出版社，1998年），但《考古》主要刊登考古简报、简讯和考古学论文等的办刊宗旨始终未变（参见考古杂志社编：《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书刊目录索引及概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13]夏鼐：《回顾与展望——考古二百期纪念》，《考古》1984年第5期。

  [14]《考古通讯》创刊时，编委会由18人组成，郑振铎为召集人，夏鼐任主编，陈梦家任副主编。

  [16]夏鼐著，王世民、汤超编：《夏鼐书信集》第187、18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7]尹达：《关于“硬陶文化”的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19]杨泓：《忆夏作铭师》，见《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科学出版社，2009年。

  [20]1984年夏，笔者撰写了一篇关于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的文章，送请当时的考古编辑室主任卢兆荫指教，他审读后又先后送请夏鼐和王仲殊审阅。夏鼐审阅后在文旁批注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具体改定了文章标题，并指示卢兆荫年内刊出。此文即云翔：《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日本使节”质疑》，《考古》1984年第12期。

  [21]笔者自1983年春调入考古编辑室到1985年6月夏鼐逝世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给夏鼐送审稿件等工作大都是由笔者负责的。

  [22]《考古》由安志敏任主编、考古编辑室主任卢兆荫协助（其实就是副主编），始于1982年夏。参见白云翔、施劲松：《考古杂志社（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大事记》，见《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25]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兼论出土的青瓷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26]夏鼐：《跋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27]杨根：《晋代铝铜合金的鉴定及其冶炼技术的初步探讨》，《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28]沈时英：《关于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带饰成分问题》，《考古》1962年第9期。

  [31]罗宗真：《我对西晋铝带饰问题的看法》，《考古》1963年第3期。

  [32]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1972年第4期。

  [33]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

  [35]李众：《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38]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按：张光直在1976年3月11日至夏鼐的信中称：“万一《考古》决定采用，最好可用笔名，稿子上写的笔名是‘韩起’”，并解释了这个笔名的缘由。参见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第243、24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39]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第171、180、181、243、24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41]：《痛悼卓越的考古学家夏鼐》，《人民日报》1985年6月30日第3版。

  [42]白云翔、施劲松：《时光长存（代前言）》，见《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