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城楼上曾挂起一幅全新的毛，画像中的毛主席侧着身子，只露出一只耳朵。

  但是，当时一些北京市民在看到这幅像后，却发出了质疑的声音，特别是看到侧着身子的毛主席，一只耳朵被挡住了，直言：“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怎么能只有一只耳朵呢？”

  王其智是新中国第一代伟人肖像画油画画家，曾参与毛的绘制工作，也曾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的变化过程。

  他谈到，城楼上的首版毛是由周令钊、张振仕、左辉这几位画家前辈创作的。

  一开始，画像中的毛主席是带着八角帽的，而到了50年代初，就不带帽子了，脸上带着笑容，头部角度微微上仰，看上去是比较亲切的。

  在50年代中后期，主席的表情又变得严肃起来，发型方面梳的是分头，着装上则是中山装。这张还出现在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的主席台上。

  之后的相比以往又出现了变化，大多数表现在之前的都是按照主席解放战争中的照片绘制的。那时候，主席还年轻，脸型偏瘦。

  后来的则主要依据主席在建国之后的造型，此时主席的脸已经相对胖了一些。

  画像中，主席也是露出了满脸的笑容，看起来比较亲切。另外，画像中主席身体的占比更多一点，头部显得小一点，角度则是向左微微侧着，因此也只露出了一边的耳朵。

  这样的在60年代问世初期，其实面对的争议还好，但是后来随着文艺创作对“高大全”的强调，“只有一只耳朵”的就显得太过不合时宜了。

  在一些人来，这完全就是对伟大领袖的诬蔑，是对主席形象的丑化，是需要立即整改的。

  当时，中宣部在听到这样的意见后，马上重视起来，要求立即整改，于是就又变成了露出两只耳朵的正面像了。

  的重新整改并不是特别容易，画师们先后画了好几个样子，最后交给了周总理审定，才确定了最终修改的版本。

  他曾告诉王其智绘制的重要性，说画对画家的要求很高，不但要画出准确的形象，还要画出领袖的精神风采，不只是写实，还需要有必要的艺术加工，是对画家绘画功力很大的考验。

  因此，即使困难重重，王其智都没放弃绘制领袖像的工作，而是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干了30年。

  之后，他除了城楼上的，还绘制了广场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等人的肖像。

  而他绘制的最大的那副，则是北京火车站前面的那副尺寸巨大的，高度约8米，宽度将近6米。

  王国栋是绘制时间最长的画家之一。对他来说，绘制巨幅的并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要解决很多的难题。

  比如，因为太过巨大，没有整块的画布，他便只好将三块画布拼接在一起。这样拼接起来的画布接缝处不平整，油彩也不能很好地盖住，画完之后还可以看出来有两条道子很是显眼，很影响最后的成像效果。

  市民看到这样的自然也是不满意的，有些人就专门给中央写信，反映这个问题。

  管理处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想到找哈尔滨亚麻厂求助，找天津地毯厂帮忙，最后还是靠这两个单位通力合作，才终于解决了大问题。

  因为是以稍微倾斜的角度挂在城楼上，碰到雨雪天气，画布后面的五合板受一定的影响，画像的颜色便难以保持。

  管理处发现后，想了很多的办法来应对，但都没能让问题得到一定效果的解决，最后还是在五合板后面加上了铝合金板，让雨水可以顺着铝合金板流下来，这才让画像的色彩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

  1971年，王国栋收下了葛小光做自己的弟子，之后他便持续耕耘在为毛主席画画像的岗位上，从1977年开始，成为了新时期的绘像人。

  在他看来，只按照一两张照片临摹主席的头像，是很难精准地传达出人物的神态、外貌的，因此他收集了60多副图片和照片资料，从里面筛选出了10多张有特点的，专门做成了一个小集子，给自己做素材参考。

  如今，看着这份集子画像，慢慢的变成了了他工作的一种习惯。每次画，他都会把这本集子带在身边。

  葛小光作画的工作棚就位于城楼的西北角，是一座面积90平米，高8米的铁棚子，顶部是用半透明的玻璃铺成的，这样做才能够让自然光均匀地从顶部照射进来。

  是每年国庆节的时候要换上一副新的挂上去，这就要求画师在8月底和9月初的时候作画。

  但是，这样一个时间段正是北京暑气最旺的时候，葛小光为了能圆满完成工作，只能忍受着这样恶劣的天气特征情况，全神贯注地画着。

  当时，一走进画像棚，就会有一股热浪汹涌而来，像要将人吞噬，走进去都需要巨大的勇气。

  棚子里面虽然有一个落地扇在不停地吹着，但对于散热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葛小光总是感觉自己马上就要“中暑”了。

  除了夏天，冬天工作起来也是要命的。1992年11-12月间，因需要修补备用的，葛小光必须忍受着严寒，在这间铁棚子里面工作。

  那时候，铁棚子开着小门，寒风涌进来，里面就像是冰库一样，葛小光刚画了一会儿，手就不听使唤了，必须要在兜里面揣上好半天，等暖和过来了才好继续画画。

  葛小光在绘画技术方面也有自己的突破和改进。他看到画像天天挂在外面，遭受着风吹和日晒，非常容易就褪色了，就想到了用土红、土黄这些耐晒的矿物质颜料作画，这样就能延续画像的寿命了。

  葛小光画特别注重神似，以及对主席眼睛的刻画。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对这双眼睛的描摹，传达出伟人的思想和胸襟，在伟人与人民，历史与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正是在他这样不懈的追求之下，很多人在广场上看到了主席的这幅画像，都不住地感叹：“真像！”

  葛小光的，后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法国、日本都有记者和研究人员过来采访他，电视台还对他的故事进行了专门的报道，称赞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敬业的工作态度。

  葛小光说过，自己的画画态度是和运动员不断创造新纪律一样的，不会吃老本，每画一张画，都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成绩，这才有了愈加完美的。

  干系重大，各方面都想向外界呈现一个最好的主席形象，因此总会有很多意见，各方面的声音向画师涌来。临危受命，在画像挂出后仍要改画，也是常事。

  他本来是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的老师，曾带着美术系的学生画了一张主席戴着八角帽的油画，挂在六国饭店的会议室里。

  当时，这个会议室是用来接待南京代表团的。看了这幅画后很满意，便想到了将开国大典上的画像任务也交给周令钊，让他再画一副。

  就这样，周令钊带着陈若菊几个学生，耗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画画的工作中。

  他们在城楼上搭起了三层的脚手架，由负责古建的油漆师傅给他们打底、调颜料，依据的照片则是主席戴着八角帽的那张。

  周令钊对这份工作很是上心，还设计将主席衣领的样式画成了敞口的，这样显得更为潇洒。

  但是，同志在看过画后，觉得还是将领口改为系上的好，这样更加严肃，毕竟是开国大典这样的场合，容不得马虎。

  于是，他们便重新修改了衣领，好不容易等到了9月底，绘画工作基本完成，终于挂上了城楼。

  当时，北京市的领导也给他们下了要求，让他们在画像底下写一行字，写的是“为人民服务”。

  但是，等到9月30号的半夜，马上就要开国大典了，周令钊却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了，说让他把这五个字给去掉，只留下主席的头像。

  周令钊临危受命，并不慌乱，连夜爬起来就去改画。当时，他们已来不及把画取下来再改了，就让人将3个梯子接了起来，斜靠在城门洞上方。边上人打起了聚光灯，周令钊就这样迎着聚光灯来改画。

  周令钊在梯子上上上下下，忙活了大半夜，终于将本来写字的地方画成了加长的衣服。

  为了让更改后的比例更加协调，他还在衣服上加上了一个扣子，这才让终于得以在天亮之前亮相于众人面前。

  开国大典上，欢腾的人群走过，看着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他们并不知道为了将呈现在众人之前，画师们在背后付出了怎样的辛劳。

  这些故事在当时不为人知，但是会被历史记录下来，人们永远记得正是这样一个个微小的瞬间，汇聚成了国庆时刻的欢腾海洋。

  辛莽本来在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工作，是副主任，在1950年初被接到了给主席绘像，他画的就是第四版的。

  当时，胡海乔请他挑了一张主席的照片，作为之后的标准，想让城楼上的巨幅油画都照着这张照片来画。

  辛莽为何会受到邀请，还在于他是当时公认画最好的一位画师，是“专家”。

  当时，画像挂出来后，就有群众反应说一只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睛向上看，有点目无群众，市领导也要求换了，于是辛莽又选了一张主席正面的，眼睛看着前方的照片，再画了一副。

  绘制工程量很大，需要集体共同创作才能完成。当时，辛莽绘制的时候，就是带着好几个解放区过来的画家，才完成了创作。

  在整个过程中，辛莽更像是一个导演，站在远一些的地方观察指挥，看着左辉、张松鹤站在脚手架上，之后再做一些修改的工作。

  其实，第四版问世的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主席出访苏联，美国方面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还同时刊载了主席和斯大林的照片。

  照片上的两位领导人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大林穿的是大元帅服，而主席还穿着棉布上衣，戴着八角帽。

  这样的伟人形象与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于是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便想趁着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将主席的形象更换掉。

  除了请辛莽画城楼上的，还要求重新拍摄主席的标准像，这才有了第四版后来的故事。

  总之，主席新形象的问世，并不只是领导和画师个人决定的结果，而是在与市民的不断协商中得出的。

  正是市民的意见催生了一个正面、和蔼、亲切的主席形象，让世界和历史牢牢记住了伟人光辉伟岸的一面。